上期我同大家回顾了1935年秋发生在川北高原上的红军分裂事件，分裂的导火索就是张国焘在9月9日下午发给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的“草地密电”，中央为了避免火并，不得不在9月10日凌晨独走北上。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前，史学界虽然不知“草地密电”的具体内容，但对其存在是没有异议的。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向前元帅的署名文章《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其中写道：
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1979年5月1日，时任沈阳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应《解放军报》之约，发表了回忆文章《严峻的时刻》，其中提到张国焘“密电”一事，因时间久远，吕黎平对个别词不确定，其中“武力解决”一词，就参考了徐向前在1977年9月19日文章里的提法。通过《严峻的时刻》这篇文章，大家第一次看到了造成红军草地分裂的“草地密电”具体的内容：
×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周、张放弃毛尔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在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史学界对吕黎平回忆的这份“草地密电”内容，同样是没有异议的。
我们国家在1978年进入了改革开放和思想大解放的时期，中央对建国以来在“反右”和“文革”等运动中产生的大量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在为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各界人士平反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大量历史资料的鉴定，过去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历史真相为史学界掌握，我国的近现代历史研究由此进入了快车道的时代。
1981年11月解放军政治学院的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第1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对密电内容提出质疑，“至今没有找到这样的电文。如果确有其事，会载入有关历史文件的”，“如果确有此事，了解情况的同志当会述及，但斯诺的《西行漫记》，刘伯承同志的《回顾长征》，这类著述都没有提到此事。”
王年一在文中还特地提到凯丰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是三万字的长文，如果有过'武力解决'之说，那是绝不会遗漏的。综上所说，似可得出'武力解决'之说并不可靠的结论。
由于王年一的质疑，引起社会热议，“草地密电”的内容，就需要向在世的另一位重要的直接当事者进行确认。
1982年3月12日，叶剑英传记组把吕黎平文章中所述的密电内容用大字誊抄了一份，带到军科院2号院请叶剑英确认。叶剑英看后表示，意思是这样的。
不久，吕黎平在《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 5 期发表《对〈关于张国焘要 “武力解决” 中央密电的质疑〉的回答》，坚持这个“密电”是存在的。
吕黎平先是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讲话肯定密电的存在，接着说徐向前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写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一文中，就用了“武力解决” 一词。 而且当时党中央和一、三军团的行动也能说明问题。如果张国焘的电文是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争论，党中央不会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于拂晓率领一、三军团紧急离开四方面军部队所驻区域的。
吕黎平还指出，王年一并未向健在的亲历此事和了解情况的同志作调查，而引用没有直接参加这一事件的同志的文章，甚至外国记者的材料，就下定论，这是不够慎重的。
《党史研究资料》紧接着在第6期刊发了王年一《再谈张国焘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问题》，王年一说，前不久他们向原红军总部三局局长兼左路军电台台长宋侃夫同志、原右路军电台台长王子纲同志了解了有关情况。宋侃夫说：' 那时候，凡是张国焘发出的电报或收到的电报，无论指定人译或亲译的，都要经过我和王子纲，我们从来未见过所谓'武力解决'的电报。”
徐向前元帅于1982年8月14日上午，在住所接受当时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和党史研究室的其他几位有关同志的访谈时说，我没有看到“武力解决”字样的电报。吕黎平的文章引了我的文章，你们写文章是否也引了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签了名的，我要负责的，不管怎么说，我是要负责的。
总结这些年来，“草地密电”被质疑存在的理由主要是三点：
一是没找到这份电报。战争年代别说电报稿、会议记录会有遗失，我们知道林伯渠就连 “官印”也是遗失了的，因此用“没有找到”作为质疑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
二是不会有“武力解决”的用语。1979年吕黎平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个别词不确定，就参考了徐向前署名文章里的提法，后来他看到毛泽东主席在1971年的讲话记录，于是在1984年出版的《青春的步履》“严峻的时刻”章节里做出了更改， 将“武力解决”改为“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因此这个质疑点可说是得到了解决。
三是后来有刘姓学者又根据宋侃夫说 “十分机密”的电报里绝没有“监视其行动”的用语，推论认为徐向前、陈昌浩如果有对中央采取了监视行动，不会是早上起床后才得知中央北上了。由于这个疑点，“草地密电” 长期被否认派质疑存在。2016年这位刘姓学者在宣传他的再版书时，就肯定的说，吕黎平在1993年出版的《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里伪造了一封张国焘密电的全文，这些学者的春秋笔法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看到， 对“草地密电”的争论，向着失控的方向发展；从开始的质疑“武力解决”，再到质疑“监视”，最后发展为否认整个“密电”的存在。毫无疑问，否认派的观点在那个年代占据着上风，并严重干扰到了《叶剑英传》的写作与出版， 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我认为否认派的观点在今日的史学界仍能流行，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学者能对否认派提出的第三条理由，进行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
这样，陈昌浩有没有安排人员监视中央，就成为了能否证明“草地密电”存在的旁证，如果陈昌浩是按照电文里 “应立即监视其行动”的要求做了相应安排，那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草地密电”无疑是存在的。要解开这个难题，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是我们重要的研究资料。
好了，这一期就讲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就看看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 是怎样回顾那个“终生抱憾的错误”。
朋友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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